杭州超限教育綜合訊：家長懂得為孩子維權，是教育進步的表現。這不僅順應了依法治教的浩浩大勢，同時能反制于學校，使教育教學精益求精，而不致于疏忽懈怠。
可以說，家長是推動教育發(fā)展的一股重要力量，如果與學校配合得當，能起到孟子說的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的互補之效。如果兩相對立，反作用力亦很大。在此過程中，學校作為教書育人的專門機構，應起主導作用。比如，一方面對學生家長循循引導，做到“善假于物”，使其推動學校教育事業(yè)的健康發(fā)展；一方面匡正其謬，做好家校間的溝通，讓家長理解并支持學校工作。
南京的學生家長對教師“炒魷魚”事件，恰恰超出了正常的維權邊界，屬于對正常教育教學工作的干預與擾亂，從中透射出學校在家校溝通方面的某些不足，嚴重點兒說是中間人缺位的典型表現。家長頻頻要求換教師，從其風格到經驗，從課堂到宿舍，從管理到制度，稍有不慎就成了“下課”的對象。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壓力面前，教師的情緒和教學情況就可想而知了。更遑論家長的一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腳，屬于被法國社會學者勒龐表述的“群體之惡”所裹挾和扭曲的結果。比如，一名家長因不滿某教師，在微信群中煽動召集了一些家長“討要說法”，結果卻在學校考核教師的數據面前做鳥獸散。
不難想象，當家長動輒對教師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姿態(tài)“維權”時，教師本身的權利就已經受到了傷害，事情的性質正悄悄從“維權”轉向“奪權”，乃至“搶權”。如此維權過度的必然結果，是教師無心鉆研教育教學，無法有效地駕馭、引領、完善自己的日常工作，取而代之的是委曲求全地以討好和迎合家長為目標，從而在教育教學的歧途上越走越遠。
因此，在面對“維權過度”的現實遭遇中，學校應挺身而出，充分發(fā)揮管理智慧，在嚴格師德師風建設、加強教師培訓的同時，引導家長從錙銖必較的“維權”轉向腳踏實地的“促教”之路。家長的所謂“維權”，無非是對學校、老師的教育教學行為產生歧義和誤解。學校迫切要做的，就是加強彼此溝通，增進彼此互信，利用多種途徑告知并宣傳辦學理念。舉例來說，當調整班級師資力量時，可以提前告知家長關于新老師的資歷、成績、榮譽等，使之更了解教師，對教師產生信任感。從心理學的“首應效應”可知，一旦家長建立了對教師的好感或信任，彼此就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了，動輒“罷師”的情況也就大大減少。
除此之外，學校還該引導和利用家長資源，助力家長形成教育合力，促進學生健康成長。杜威說“學校即社會”，家長作為社會各種職業(yè)身份的化身，其本身是具有教育學意義的。一位優(yōu)秀的學校管理者，不僅能在“維權過度”的“危機”中看到“�！�，更能發(fā)現其中潛滋暗長的“機”，最終打通家校之間融通、體諒、助益的新渠道。